激励政策、社会保障是重要的外部条件，改变消极的生育观念、积极营造有利于养育孩子的社会环境则是关键

　　平均家庭规模逐年变小，幼儿园及中小学校的入学总人数不断下跌；2017年上半年，新生儿数量创2008年来新低……据报道，为避免出现“生育断崖”，韩国政府正动员各方力量，“以背水一战的觉悟”，想方设法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。

　　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问题，过去10年韩国投入了100万亿韩元进行“刺激”，不过严峻的生育形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。根据预测，2017年该国生育率有可能降至1.03，继续刷新历史低值。虽然生不生孩子对个人而言是道自由的选择题，但从政府部门的焦虑中或许可以看出，生育率长期下行，将给整个社会“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”。

　　首当其冲就是对经济环境的影响。作为典型的老龄化国家，日本在这一点上的体现尤为明显。占日本公司总数超过95%的中小企业，目前CEO平均年龄已达59.2岁，比1990年提高了5.2岁；超过60岁的CEO中，有一半找不到继任者。因为这些企业中不少都是家族企业，出生率下降，往往也就意味着家族式经营难以为继。据统计，2016年日本倒闭的两万多家中小企业，有33%是因为“缺乏继任者”。年轻人是就业的主力军，人力资源储备不够，带来人口结构的老化，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预期。

　　经济层面掀起的波澜，往往来自于公众对社会发展走向的现实判断。德国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有46%的受调者对未来的就业前景、经济增长、气候变化以及恐怖威胁感到担忧，而这些都会影响要孩子的决定。社会各方面发展都不太景气，导致个人和家庭收入的降低，人们自然会因为担心花费过高而拒绝生育。当失望、担心的情绪长期堆积，形成颓废、悲观的自我暗示，最终就难免陷入“越怕生越不生，越不生人越少”的发展逻辑。

　　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，让年轻人愿生、敢生，并不容易。诚如一位人口学家的分析，“一旦低生育成为社会普遍准则，那么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采用鼓励生育的政策，要扭转生育率的下降还是非常困难。”不管是从工作岗位、教育，还是从居住、医疗等领域改善民众生活，激励政策、社会保障固然是重要的外部条件，但对于不想生育的年轻人，改变消极的生育观念、积极营造有利于养育孩子的社会环境则是关键。

　　在澳大利亚，基层社区设立服务站点，为周边居民免费提供有关生育的各项咨询。比如定期打电话问询孩子的健康状况，或者家访为新生儿检查身体、称体重等。细致、周到的公共服务，有效缓解了年轻家长的育儿焦虑。而在日本，一些企业则推出了机器婴儿。工程师利用投影技术设计出婴儿的面庞，既可以模仿婴儿的真实表情，也可以对触摸提供反馈，“生病”时甚至会“流鼻涕”，以便“家长”提前体验有孩子以后的生活情境。除此之外，各国还有提高分娩津贴、家庭税补助金，延长男性带薪假期等配套措施。当年轻人不再一提到生育就心生担忧，相信一直在低位徘徊的生育率有可能逐渐反弹。

　　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说，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。考虑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，不管是面临“量”的发展，还是“质”的提升，有未雨绸缪的政策设计，多做一些倒排工期式的应对准备，才是避免人口结构恶化、轻松托举未来的最准确姿势。

　　（来源：人民日报）